一方书斋，万卷春秋；一人藏卷，一脉薪火。
“藏卷传薪：当代藏书名家访谈”专栏全新开启。栏目将寻访二十余位国内当代藏书名家，记录他们寻书、藏书、护书、读书的生动故事。
在这里，我们见证典籍守护的初心，看见藏书走出书斋、服务大众阅读的实践；感受笔墨书香如何重塑内心，读懂藏书背后永不褪色的人文追求。以 “走近藏书家，读懂中国书” 为旨，挖掘版本史料、书斋逸事，让收藏故事、书房文化、文人精神跃然纸上。
藏一册古籍，守千年文明。我们期待以鲜活的人物故事，传递 “藏书共享、全民共读” 理念，丰富全民阅读图景，为文化传承注入书香力量。
韦力：以书为路的精神跋涉
采写 | 藏书报记者果佳音 冯惠丽
今年的7月19日，农历六月初六，传统晒书日，“南芷兰斋”书房正式落户位于江苏昆山的玉山草堂。书房展陈的2万多册藏书，是当代著名藏书家韦力先生的个人藏书，这些线装书、签名本、工具书，背后关联着藏界、学界友人的交往故事，以及对古籍的学术研讨脉络，共同构成一座立体的“藏书学术朋友圈”。
从“独乐乐”到“众乐乐”，深爱书籍的韦力希望通过书房把个人藏书展示给公众，与爱书人一起把书香传承下去。
和韦力先生约访两次，是在去年初夏和今年春天的北京。从北四环到南四环30余公里，他大致要跨越半个京城，才能从住处驱车来到藏书处——芷兰斋。
芷兰斋，这个在书界如雷贯耳的书斋，令一众爱书人心向往之而不能及。它位于北京西南四环一处居民小区内，由两套相邻寓所打通合并而成，总面积约500平方米。建筑原为普通住宅，韦力因“层高可容纳大书架”而选中此处，改造后成为兼具藏书与学术功能的复合空间。入口处悬挂的“芷兰斋”匾额是由学者黄永年题写。很多人都会问到这个书斋名的由来，韦力也明确解释名字取自范仲淹《岳阳楼记》“岸芷汀兰”，同时以谐音“烂纸”自嘲。
芷兰斋所有书架由檀木制成，顶天立地，彼此间距不足一米，形成幽深廊道，书架中严格按照传统四部分类法排列藏书，每本书均附有清隽小字手写侧签。随着年岁渐长，韦力的背微微见驼，近一米九的身高、略清瘦的身形，令他置身其中，如同步入书林深山。
在亲眼见到韦力之前，记者曾无数次在脑海中构想他的形象：“中国民间藏书第一人”，坐拥数万册古籍、几十部宋元珍本，经眼善本无数，如此阅尽千帆之人，该是什么样子？见面后，一些“伟岸”的假想竟逐一瓦解。他不摆架子，说话不急，儒雅亲和，偶尔停顿思索，叙事明白晓畅，举止谈吐间处处可见思想的锋芒。
深入书林中，走向书之外，是书籍书写了他人生中最浓墨重彩的部分，也是书籍构成了他坚韧的品格与风雪不侵的气场，使他以经世致用之心回应这个世界。近些年韦力接受过不少采访，而这一次，他更想谈一谈由书构成的立体的自己。
“春光”无限好寻书
“人生有时候机遇比能力更重要。” 回看来时路，韦力有这样深刻的感悟。
韦力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那个年代，书是一种稀缺物，买书的渠道也不多，只能去各地的新华书店。寥寥几本书摆在柜台后面，顾客只能站在外面往里望，不能自己拿，得让店员给取。取了一本来翻，还想翻第二本，如此周而复始却不买单，让少年时期的韦力吃了不少店员的“脸色”。
韦力说：“人有渴望很重要。渴望即使实现不了也很重要。”童年的匮乏却种下了一粒爱书的种子。那时候流行的革命小说韦力都读过，比如《欧阳海之歌》《金光大道》《艳阳天》；连环画也都爱不释手，当时叫小人书，多属政治革命题材。可是有关传统文化的书几乎没有，就这样，喜欢书却得不到，能看到的又太少，形成了一种“少年的饥渴”。
当改革开放的春风拂过大地，图书市场迎来了自己的春天。书店里的书逐渐多起来，王府井书店开始卖“四大名著”，韦力得知后赶忙去看，结果书店门口已经排成望不到头的长队，“那时候我才明白，原来爱书人很多，大家其实都得不到书。”
匮乏的时代结束了，那份饥渴却留下了“后遗症”。他开始拼命买书，市面上见到什么买什么。没钱，他就省吃俭用，偷偷攒钱；家里不让看闲书，他就把书藏在树洞里放了学去看，或者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看。终于家里空间告急，家人就找熟人给他打了一个木头书架，“书架做得很粗糙，还是自己上的油漆，刷得很烂，但我很兴奋，至少不用再拿纸箱凑合了”。
书是买不尽的，这促使韦力生出“分别心”：要买好的、有价值的书。他渐渐有了版本意识，想着怎样从书海中挑出能够流传久远的书。在他看来，古籍收藏、版本分类是古老的学科，版本学在中国有一套成熟的体系，早就发展得很健全，虽然古书和新书接触起来有异，但分辨版本的大概思路是互通的。于是他在挑选中从读书走向藏书，这是他20多岁时经历的思想转变。
刚入门时，韦力也曾走入误区，以为越破烂的书越有价值，多年后他才明白，“破烂”的背后是关于纸张的门道。用手工纸制造的古书，若用心保管便可体面存世，以竹纸为例，做成一张完整的纸要经历砍竹、沤泡、做纸浆等诸多复杂的环节，完成需要近三年时间。民国时期讲求印书效率，引进西方印刷技术，一些书双面印刷导致不能再使用手工纸，于是机制纸诞生了；为提高造纸效率，人们在原材料中添加了化学物质，如此一来，纸张纤维一部分被破坏，书也就不易保存。
走出误区源于一个契机。有一次，韦力在天津文林阁古籍书店买书，店里坐着一位80多岁的老先生。那天书店经理不在，老先生看看四下无人，提醒他“要买有价值的书，要懂版本”。他把韦力带到店里一个五六平方米、密不透光的小屋，从架子上抽出几本有价值的古书——这些乾隆年间刻本，刻得很漂亮，价钱却比外面陈列的书贵出十倍。韦力疑惑不解，却接受了老先生的一番教诲：“买书不是图便宜。便宜的书时间久了也不会增值。”后来他才知道，这位老先生当年是北京琉璃厂藻玉堂的店员，经眼好书无数。从此韦力慢慢同他交往、学习版本，一点点入了行。
书中自有“黄金屋”
上世纪90年代，古籍知识在社会上的普及程度远远不够，古籍市场也刚刚恢复。读书的人很多，藏书的人却很少，而古书没有句读，存在阅读障碍，价格又高，自然成了书店里无人问津的摆设。
韦力恰恰偏爱古书，甚至是这份痴迷，让他自觉靠近赚钱多的行业。也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机遇，当时外贸单位炙手可热，收入相当客观，于是他一毕业便进了外贸系统，一边赚钱一边买书，到2000年初的十几年间，是他买书最多的阶段。
但韦力自言，所有门类的收藏都有一个规律：藏家半懂不懂的时候买得最多。过程中练高了眼力和心气，最后能看上的东西价值都达到顶尖，价格也随之到了“天花板”。
言已至此便不得不提到这一时期的中国古籍拍卖市场。拍卖改变了古籍市场的传统经营模式，扭转了古籍价格的航向，提升了大众对古籍价值的认可度。
1994年，中国嘉德拍卖举办了中国大陆第一场合乎国际规则的古籍拍卖，时任古籍善本部总经理拓晓堂后来被称为“中国古籍拍卖第一人”。日后韦力同他交流才得知，当时拍卖公司给上拍的古籍定价可谓草率，因为没有任何参考值，于是就取古籍书店售价的均值，乘上十倍作为试水，如果能卖出去，就证明估价被市场认可。
最初韦力对拍卖印象很不好。他在天津看这场拍卖预展时，古籍就翻开一页摆在柜台里，围观者甚多，远不如在古籍书店上手摸感受得实在。看到标价，他还以为点错了小数点，“觉得拍卖公司这帮家伙简直是骗子”。但这场拍卖获得成功，让他不得不从愤懑的情绪中走出，正视现实：如果想继续藏书，拍卖已成为绕不开的环节。
“其实藏书人应该骄傲的是：世界艺术品拍卖的起源是拍古书。”韦力谈道，世界上两大拍卖公司佳士得和苏富比，至今已存在几百年。很多人觉得艺术品拍卖字画是大项，古籍是小项，其实不然，这两家公司靠拍古书起家。可古书资源有限且不可复制，以至于货源越来越少，才扩展到字画、家具、瓷器等其他门类。
古籍上拍后，卖书者从中见利，便不愿再私下卖给熟人；古籍书店也开始以此作为价格的参考。可凡事都有两面性，古籍走向拍卖，才吸引了各行各业的人关注古籍、正视古籍。拍卖会成了古籍市场的“晴雨表”，拍卖成交价成了整个古籍市场的标尺，韦力如果不接受拍卖，就会失去更多得书的机会。
大量买书的时期已然过去，一方面是达到了能力瓶颈，另一方面是出于一股较真劲，“想要纠正一些有关书籍的错误说法”，于是韦力从单纯的买书、藏书开始走向写书。
“书里寻踪千百度”
爱书爱到一定程度会爱屋及乌，韦力渐渐对古代藏书家产生了情感依赖。藏书家终其一生的收藏，为中华文脉的延续贡献极大，其事迹却鲜为人知，韦力从他们的笔记中品读出惺惺相惜的共鸣，有些打抱不平。韦力引用张岱的名言来形容自己不为外人理解的“书癖”：“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正是书，让他感知到自己是切切实实存在着的人；而古代藏书家，激发了他性格中近乎“玩命”的精神。
这种爱表现为寻访藏书家的遗迹、寻访藏书楼、寻访藏书家之墓。当书里的景象在眼前“移步换形”，韦力感到前所未有的兴奋，“这种感受外行人体验不到，极为神妙”。但他很快发现，很多历史遗迹正在消失。城镇化运动中，许多开发商受利益所使违规行事，文物保护意识很淡薄，“我看到这种情况很痛心，却没有能力阻止，但最起码可以在拆迁前拍下照片，留住历史。如果有一天人们意识到毁坏文化是恶劣行为，想恢复时，至少我有文章记载、有照片作实物”。
这份动机敦促他将自己的寻访地图进一步扩大，韦力为之命名为“传统文化遗迹寻踪”。他做了一份庞大的寻访提纲，把中国传统文化分成十二大门类，每趟出行交叉寻访，跑一个地方把周围所有遗迹一并访完，回来闭门写作20天，再跑下一段路程，就这样规律地跑了几年。寻踪的成果结集成“觅”系列，目前已出版的有《觅经记》《觅宗记》《觅诗记》《觅词记》《觅文记》《觅曲记》《觅理记》《觅画记》《觅圣记》9种，书法、史学、道家道教、西学东渐几个类别还将陆续问世。
2013年4月，韦力寻访河南安阳灵泉寺，这里藏着玄奘西天取经的一段故事。出使前，玄奘曾拜师八位学习梵文，第八个师傅灵裕法师就在灵泉寺做法。为什么要去印度取经？韦力讲，释迦牟尼传法不立文字，跟孔子一样“因材施教”，圆寂后，弟子们对佛经的说法不一，互相矛盾。传到中国后，便有人要去印度找原本，取“真经”，玄奘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同样为求得历史的“真经”，韦力去寺庙现场考证，不幸被一块断裂的碑石砸中左脚，因救治不及时导致左腿膝盖以下截肢。康复训练比受伤本身辛苦得多，装上假肢后找不到平衡，韦力要重新学习走路，每天背着沙袋爬医院的九层楼梯。两个多月后，他练出来了，成了医院的榜样。2014年，他再次开启了心心念念的寻踪之旅。
韦力现在已经能够平静地说出这段苦难，然而真实情况远比他的描述更加残酷，关乎意志的摧残与重树。韦力曾为《古书之美》作跋，谈及此事：
“由于术后感染难以控制，我陆续做了五次手术，每次麻醉过后都疼痛难忍，我只好不断地吃药，到最后有了严重的瘾。康复医生告诉我，戒药瘾三个月一个周期，至少需要两个周期。这句话打击了我的信心，也激起了我的斗志，想到半年以后才能站起来走路，我从心理上完全不能接受。我告诉医生第二天就停掉所有的药。我让家人把止痛药都扔进了垃圾桶，以断绝自己心理上的依赖。那是我人生中最为难熬的七天。这个过程中带给人的心理折磨远比伤痛要难受许多倍，七天里我几乎不吃不喝，人瘦了一大圈，但从第七天开始，难受的感觉逐渐消失。我成功了。医生说的六个月的周期，我用一周走完了。”
生活在当代的韦力，骨子里深刻着传统文化的印记，他最崇拜的文学家是苏轼。另一处让他深受触动的遗迹是江苏常州、苏东坡去世的地方——藤花旧馆。此地在旧址重新翻盖，添了蜡像。韦力一个人站在那儿，突然悲从中来，当场痛哭，即便有游客围观，他也完全不在乎。“他那么伟大，那么有成就，就这么意外地死在异乡。”那一刻他仿佛看见了苏轼去世时的状态。
苏轼身上最打动韦力的是豁达和坚韧。不仅在文学、书法领域登峰造极，苏轼政绩显赫，一度官至礼部尚书。这样一位全才，接连三次被贬至愈发偏远之地，但他仍然没有颓废，笑对人生。“最后一次他被贬到儋州，穷困潦倒，走之前便写好遗嘱交给弟弟。到了儋州，他发现了生蚝，在家书中叫儿子来吃。”韦力想，苏轼已经到了将死的地步，仍能从生活中咂出一点乐趣，这使他大受鼓动，觉得无论经历什么都要活下去，面对一切。
书外之声亦有道
韦力的寻访成果，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写作体例：两结合。他认为，纯史料汇编不好看，纯游记又不够厚重，于是既记史料，随文注明出处，又把寻访过程写进去。“这种写法是冒险之举，学者认为不够严谨，普通读者认为不够通俗”，但著作得到了读者的喜爱，证明其苦心没有白费。他的书分三大系列：一类是“寻”系列，大多跟书直接相关，如《书楼寻踪》《书肆寻踪》《书坊寻踪》《书店寻踪》；一类是前文提到的“觅”系列，多涉传统文化思想史；还有一类是古籍影印，将珍善本化身千百，让更多人读到。
这些书的传播，让韦力的名字逐渐为藏书圈外知晓。真正的转折点是《古书之美》——他和安妮宝贝（庆山）合著的那本书。这本书的原型，是安妮宝贝为开办《大方》杂志专栏，对韦力做的系列采访，后来杂志停刊，整理好的素材未能出版，于是二人重新增补、修订原稿，把这篇报道文脱胎换骨成了一本书。
安妮宝贝是当代作家，她以往的关注点不在传统文史之学和版本目录学，这反而能从人文社会视角来看待和分析韦力，很多圈外人因此知道了他，他也收到了来自圈外各种各样的疑问。“很多人会问，你有这么多钱干什么不好，为什么买那么多书？我的回答特别简单：我喜欢，仅此而已。”韦力不太愿意被别人写成一个有钱买书的藏书家，更愿意谈个人对世界的看法，以此与他人、与读者产生思想上的碰撞与共鸣。他心里清楚，藏书只是小众爱好，也看惯了各种附庸风雅的现象，“大家都认为这是贬义词，原先我也如此想，但现在不这么看了。附庸风雅是价值趋同的表现，至少人们对于书、对于传统文化心向往之，认可书是高尚的。”
“出圈”带来的另一个效应，是反驳的声音变多了。这一点韦力看得很开，他不仅不会内耗，反而报以感激，正所谓“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韦力藏有裕瑞手稿《萋香轩文稿》，因这份藏品关乎红学重要问题，他于2015年将全书影印刊行，完整呈现手稿字迹、印章、纸张等原始版本特征。《枣窗闲笔》是支撑新红学考证的关键史料，学界历来认定为裕瑞所作。韦力以影印本为参照比对研判，指出两件文稿笔迹、印鉴风格存在明显冲突，提出若《萋香轩文稿》确属裕瑞真迹，《枣窗闲笔》便是后人伪造，这一观点直接撼动红学既有研究根基，文章刊发后在学界掀起大范围讨论。其中一位北大青年学者与韦力辩驳最为激烈，二人经多轮文字交锋，反倒结下友谊。韦力始终秉持开放态度，只要是探求真理的良性学术商榷，而非无端攻讦，他均予以尊重与正视。
延续传统护书法
古书的生命能够延续至今，离不开得当的藏书举措。谈起面对如此数量的藏书要如何保护时，韦力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依赖传统技巧。”
韦力以“水火兵虫”概括典籍保护的四大威胁。他认为，书籍最脆弱的特质在于同时畏惧水火，一般来讲，怕水的材质往往耐火，畏火的物质通常防水，但纸张却是两者皆惧的例外。兵即指战争，“比如历代战争中书籍的毁坏很厉害，这就是我们俗话所说的‘多藏必厚亡’，指的就是藏书太过集中了，就很容易被战争损毁。”而虫害也是自古以来对书籍的威胁，虫蛀致使有的古籍千疮百孔，不仅使古籍缺字少词，妨碍阅读，更有甚者，造成书籍的直接损毁。
对付这四大威胁，韦力有自己的方法。为了防火防水，韦力的芷兰斋严格隔离生活区，杜绝明火明水，电源不适用立即关闭，客人到访也只有瓶装水提供；至于防水，南方藏书需特别处理湿度，北方干燥气候天然利于防潮，这让他省了不少心；战争问题目前不需考虑，但韦力也更多地通过分散收藏，降低集中损毁风险，如在天津另辟藏书地；关键在于防虫，虫卵孵化依赖湿度与灰尘，所以控制环境是关键。
针对这一点，韦力有自己独创的“冷冻灭卵法”：首先鉴别来源，区分南北地域藏书，作针对性处理——来自南方的书籍需要更加周密的杀虫工作；其次真空冷冻，将书籍抽真空后置于零下18摄氏度的冰柜3至7天，彻底杀灭虫卵；最后还要进行环境控制，利用北方天然的干燥优势，辅以定期除尘。
对于这个防虫方法，韦力自我评价：“成本低廉且无须持续耗电，停电仍可维持效果，毕竟古籍本就是无电时代的幸存者。”对于恒温恒湿、充氮保鲜等新技术，韦力则持审慎态度，他认为，现代手段依赖电力，而现存古籍90%以上诞生于电气时代之前，“以明代《永乐大典》散页为例，这些残页历经六百年自然存续，证明了传统物理防护的有效性。”但韦力同时强调自己并非否定科技价值，而是主张“以传统为本，技术为用”的混合策略。
经世致用守书心
韦力的藏书观，深受儒家经世致用思想影响。《四库全书》将古书分经史子集四部，四者是等而下之的关系——以经部为最尊，集部排在最后。世人普遍喜爱的戏曲、诗词、小说都属集部。韦力讲道，“说”是一种观点、理论，小说何以为“小”？在古代，“小说家”是不入流的，真正读书人不屑于读小说，视之为消遣，儒家更尊崇“大说”，即正经正史。新文化运动掀起了文学革命，为启迪民智，集部的地位被抬高，让更多符合人性、迎合民趣的作品走上历史舞台。不过，要捋清中华文化的脉络与本质，还是要到正经正史中追本溯源，这就是韦力藏书的重点。儒家倡导的入世观，也为韦力所躬行。
不止寻迹著书，前几年，韦力还参与制定了国家古籍定级标准。此前，我国的古籍定级标准是参考了文物定级标准，而新颁布的定级标准将原有的部颁标准升格为国颁标准，将古籍分为四级，前三级再各分为三等，第四级不分等，被业界简称为“四级十等”。
国家古籍定级标准的颁布是我国古籍保护工作中的重要里程碑，对古籍保护、学术研究、文化传承等多个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能规范古籍保护体系，提升保护水平，更能明确保护重点，为深入挖掘古籍价值提供制度保障。韦力说：“标准为古籍资源普查提供了统一框架，而且分级制度使研究者能够根据古籍级别更有针对性地选择研究材料，促进了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不同系统间的协作。”
新标准的颁布更体现了古籍文献在文物大类中的特殊性。如韦力所说，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明确规定地下文物归国家所有，这一制度有效遏制了盗墓和文物破坏行为，提升了古籍文献的文物价值。古籍善本因多为传世文物，私人收藏具有明确法律依据，形成文物领域的特殊例外。相比之下，青铜器、古玉等藏品因难以区分传世与出土属性，长期处于法律模糊地带。近年来发现的佛塔出土佛经等特殊案例，更凸显了文物界定标准亟待细化的现实需求。“所以从政策角度上讲，个人收藏古籍、善本是合法的合规的，这一点就跟其他文物收藏不同。”
虽然国家正在努力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但是现行古籍收藏与保护体系，仍然有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我们国家通过各种形式和政策鼓励海外文物文献回归，但高额关税形成了实质性障碍。比如私人藏家从海外购回古籍需缴纳增值税，现行的免税政策仅适用于国有或公益性机构，这就使得税收部门与文物部门的政策导向出现了矛盾。”
韦力认为，对于非国宝级文物可适度开放国际交易，通过市场机制增强文化影响力，同时完善临时出境展览审核流程，扩大文化交流的覆盖面，这都是促使回流激励机制可以有效运行的方式。
不仅国家各职能部门之间需要协调沟通，公私藏之间也需多多交流。韦力认为，虽然公藏量大质精，但是展览仅能展示单页，失去古籍“展卷披阅”的功能，且书籍与字画不同，其价值需通过“翻阅—思考—再翻阅”循环实现，在这一点上，私藏可以很好地补充公藏的相关劣势。双方合作可以帮助公藏弥补私藏在系统性、专业性方面的不足，私藏可以进入公共展示领域，也能够扩大知识传播范围。
藏卷传薪自有时
在韦力眼中，书商是书籍生态链的重要一环。清人洪亮吉在《北江诗话》中将藏书家分成五等：考订家、校雠家、收藏家、鉴赏家、掠贩家，最后一等掠贩家就是卖书人，虽然是贬义词，但也位居五等，值得尊敬。大藏书家黄丕烈，称书商为“书友”，因为他的很多书都要仰仗书商搜书之力。“没有古籍书店、拍卖市场，我们这些书到哪得？出版社的书卖给谁？是书商让书流通起来，让知识传播起来，我认为他们有功于文化传承。”
韦力视江澄波先生为贩书人的代表，家族五代人经营书，延续了文学山房这一书界招牌。古书行业讲究传承，江澄波把每部书的流转记得清清楚楚，韦力与其交往颇深。2022年，由韦力、张颖整理的《书船长载江南月——文学山房江澄波口述史》出版，结合了韦力对江澄波的采访以及二人书信问答素材，这是近几十年来第一本为贩书人立传的书，详细记录了江家五代书业传承、文学山房的百年变迁以及江澄波与郑振铎、黄裳等学者的交往故事，保存了珍贵的书界史料。
因而，他对待藏书的态度坦然：“书是商品，跟任何商品没有本质区别。只因其有特殊性，为人们所高看，好像卖书散书是件不光彩的事。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书，都是别人卖出来的。书之聚散是正常现象，我们不必惋惜。”因此，未来韦力打算让自己的藏书流入市场，在民间藏家手中流转，续写书籍的命运。
韦力提起了尚未出版的《觅史记》。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有不断绝正史的国家，从司马迁写就《史记》鸿著至今已有两千年，《史记》所记载的是上古黄帝时期到汉武帝时期共三千多年的历史，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如果没有史官记载史料，很多事情就淹没了，写书的伟大就在这里。”
历代藏书家，包括韦力自己，只是历史长河中的点滴，沧海一粟，正如韦力在《古书之美》中的一句自述“读古书，会读出自己的小，读出自己的浅薄”。正是这一点一滴汇聚起来，才让河水没有断流。藏卷传薪，从来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事，而是一场久久为功的文明长跑与文脉流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