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7岁那一年，母亲带我去扎了两个耳洞。

　　母亲生在饥荒的六十年代初，肠胃不好，瘦得坐在她的腿上都觉得硌得慌。她说自己生下来，没死去，已是万幸。大部分的时间，我都是随着父母奔波在周边的大小医院里，名医庸医见了无数，每每回来都是驮着用装粮食的编织袋装着的中草药。药是母亲饭的一部分，也是她生命的一部分。

　　我比普通孩子入学晚一年。因为我7岁那一年，母亲病得最严重，起不了身。那一年，母亲日日躺在床上，我能做的就是给她端水拿药煮方便面。当时的家境不好，父亲才从事业的低谷里走出来，姥爷走得早，姥姥有癫痫，爷爷奶奶年事已高，能照顾母亲的，只有我。

　　打耳洞那天留给我的记忆基本是怨恨和疼痛。母亲挣扎着起来，用自行车带着好几十斤的我。我只觉得活生生挨了一下，心里愤愤地不满：都说母爱是无私的，可我的母亲怎么这么自私，她要美，却让我遭此罪过，我那么小，戴什么耳环！

　　我遗传了父亲的肤质，非常敏感，耳洞扎了以后，发炎、化脓，我从来没注意过的两个耳朵时时用疼痛折磨我。我抱怨母亲，有了耳洞也不能戴耳环，何必挨那一下疼，一下也就罢了，关键是一直疼。母亲不说话，拿酒精给我擦了又擦，然后涂上药。

　　后来耳朵慢慢好了，可是长时间不戴东西，嫩肉又长在了一起。母亲又带我去医院，让医生拿打针的针头活生生把那个口扎开。我哭了很久，真是不能明白，天底下有这样让孩子受罪的娘吗！

　　后来，母亲身体慢慢好了，再后来，我16岁那一年，家里又添了一个小妹妹。耳朵的事，我早已经忘了。

　　上大学了，工作了，如花的年龄，姑娘们都拼命地打扮自己。各式的头饰、耳环、项链，我有好几抽屉。每每看到同学或者同事视死如归地去挨那针的时候，我就庆幸自己扎得早——那时候小，不记得疼了。于是夸耀母亲的远见，天天戴着各式的耳环摇摆。

　　妹妹渐渐长大了，她不像个女孩子，从不穿裙子，从不梳长头发，我取笑她投错胎了，该是个男娃。

　　前不久回家去，我坐着看电视，妹妹腻我身上玩耍，妈妈在旁边嗑着瓜子，我拽了拽妹妹的耳朵说：“妹呀，你也没个女孩儿样，给你扎个耳洞，戴个耳环吧，好歹分得清性别。”在全家人的大笑里，我似娇似嗔地说，“我比你还小的时候，咱妈就非得拉着我去打耳洞，耳朵肿了好几个礼拜。现在，妈是舍不得扎你了，她偏心眼儿啊。”

　　母亲听罢，拍了拍手里的瓜子皮：“那年你才7岁，我病得起不来，我觉得我过不去这一年了。就想，带你去打个耳洞吧，要是我不在了，还能留点什么给你。”说完，她起身去了厨房。

　　我怔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20年了，我居然一点都不知道母亲的用心。

　　我躲进洗手间，泪水顺着脸颊往下流，滴在了左胸前心脏的位置上，心如刀割一般疼痛，我想，一定是我的心碎了，血水变成了泪水……（《儿童大世界》编辑部　刘艳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