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姚伯岳

　　这些年来，我到访各家图书馆时，总有该馆古籍部或特藏部的工作人员将我当作古籍专家，问我应该怎样合理解决读者提出的复制馆藏古籍的要求。因为他们实在掌握不好，于是或者干脆拒绝读者的要求;或者碍于私人情面，偷偷予以放行。总之，处在一个两难的境地。这个问题是如此普遍，但又非常复杂，诚非三言两语能说明白。所以索性将我的思考写下来，供大家批评。

　　其实，早在2014年全民阅读年会征文时，我就写了一篇文章《试论图书馆对其所藏古籍的权利与义务》，试图从法律层面去解释这个问题。文章获得了一等奖，说明会议组织者还是认可我的观点的。但现在看来，这个问题其实更多体现的是一个观念问题，只有在观念上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才能在法律层面予以确切的规定，从而为全社会所遵循。

秘藏古籍有百害而无一利

文 | 姚伯岳

　　1.秘藏古籍并不安全

　　讲一个故事。2005年，我到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做访问学者，为该馆所藏中国拓片编目。有段时间，和我一个办公室的沈津先生因病休假，于是我在编目的同时，还要代沈先生接待阅览古籍的读者。一天，一位读者借了一本古籍到古籍阅览室，但这位仁兄并不坐下来看书，而是拿着相机对着这部篇幅并不很大的古籍一通狂拍，全部拍完后，大大咧咧还书、走人。我当时不便干涉，只能事后询问郑炯文馆长，是否需要制止这种行为。不想郑馆长想都不想，立即反问：“为什么要制止?不知道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吗?”于是我恍然大悟：原来这是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惯常做法，读者已经习以为常了。后来更进一步了解到，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古籍善本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数量很大，但从没收过一分钱的底本费。只是扫描照相是由总馆威德纳图书馆的加工部进行的，所以要付给威德纳图书馆每叶1美元的加工费。现在我编目的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全部1000多种金石拓片已经完成数字化，并在网上发布了。不仅如此，该馆所有数字化的古籍图像都已无偿交中国国家图书馆上网发布。哈佛燕京图书馆对古籍利用的观念和举措，使得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免费看到其馆藏的古籍文献资源，获得一片颂赞。

　　但在中国，这个问题我们始终没有想通，那就是馆藏古籍能否向全社会公开?

　　很多图书馆人说，古籍是我们馆的宝贝，不能随便公开，也不能随意复制，否则我们的馆藏就没有价值了;即使允许复制，除了收取相应级别的底本费之外，还限制复制内容不能超过全书的三分之一;做得更绝的甚至将这些馆藏记录屏蔽，不让外界知晓。

　　这样做的结果，该馆的地位因此提高了吗?这些秘藏不宣的古籍资源被社会认知了吗?这些古籍秘本更加安全了吗?结果恰恰相反。

　　据说，明末清初常熟钱谦益的绛云楼藏书极为丰富，尤其是珍秘孤本极多，可称当时天下私人藏书之首。他的族孙钱遵王曾想借他收藏的某个秘本誊录，被他拒绝。谁知没过多久绛云楼不慎失火，藏书尽毁。之后钱谦益与钱遵王提起当初拒借藏书事，深有悔意。

　　有人说，古籍放在公立图书馆是最安全的。但我们图书馆人都知道，我国现在各家公立图书馆中的古籍收藏，主要是来自于民间私人收藏，真正接受自历代公藏机构收藏的，比例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可见，民间收藏才是古籍传世的主流。

　　某种程度上讲，古籍的集中大量收藏反倒有可能加剧古籍毁亡的风险。民国初年，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建了东方图书馆，收罗古籍珍本无数，1932年一•二八事变尽毁于兵燹。事后张元济痛心疾首，非常后悔把这么多的古籍聚在一起。

　　事实告诉我们，无论是公藏还是私藏，古籍秘本只有公之于世，有更多的复本，才能让社会充分认识其价值，同时也才是最安全的。

 

　　2.馆藏古籍秘而不宣谁受益，谁受损?

　　于是我们可以问问，馆藏古籍秘而不宣谁受了益?

　　答案是无人受益。图书馆秘藏其宝，社会无人得知，图书馆得不到一点儿好处。

　　馆藏古籍会因此受益吗?也不会。从社会层面看，古籍不为世人所知，社会没有因该书之发现而有所反响，古籍价值得不到体现，这绝不是这部古籍作者的本意，而是这部书的悲剧。

　　古籍会因此而更安全了吗?非也。图书馆有责任为孤本古籍、珍稀古籍制作一定数量的复本，而且应该异地保存。否则万一这个藏本有个三长两短，或不幸遭遇兵燹灾难，其中的文化信息就永远失传了。

　　那么再来问问，馆藏古籍秘而不宣谁受了损?当然是学者受了损，社会受了损。

　　在中国，阅览古籍的一般是专家学者，他们是小众，他们复制古籍是为了研究学问、搜集资料、写作论文或专著，而不是要拿去出版，去牟利。限制他们利用古籍、复制古籍，就是限制我国学术研究的发展，就是妨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进而会妨害中华民族整体文化素质的提升。每次我看到他们因正当要求被拒而流露出失望的表情时，我就感到一阵难受。

　　我们还可以问问，古籍被重新出版或上网发布，原件价值就降低了吗?

　　举个例子，传世的《永乐大典》基本都被重新影印出版了，那些原本因此就不值钱了吗?恰恰相反，因为被社会普遍认知，原本的价值反而大大地提高了。今年7月7日在法国德鲁奥(Drouot)拍卖行拍卖的两册《永乐大典》以640万欧元的价格落槌，最终含佣金以812.8万欧元成交，创造了该书流通史上的最高价。

　　古籍是古人的智慧，从知识产权的角度来讲，古籍相关各种责任人的知识产权均已过期失效，现代的公私收藏者对其不享有著作权或版权，古籍公之于世不伤害现代任何公私机构和自然人的权利。问题在于，现代的公藏机构有不少想借古籍而牟利。我在拙作《试论图书馆对其所藏古籍的权利与义务》一文中指出，图书馆对其所藏古籍所享有的权利是占有权而不是所有权，只有国家才享有这些古籍的所有权，所以古籍应该为全民所有、为全民所用。公藏机构利用所藏古籍为本单位牟利于法无凭，这种做法虽然可以暂时谋得一些局部利益，但从根本上讲对社会是有害的，与我国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国策是背道而驰的。

　　在知识爆炸、信息资源无比丰富的当今社会，公众阅读的选择宽广多样，古籍保护工作者有责任向社会、向公众推送有价值的古籍信息，引导他们开发丰富的古籍资源，为古籍争取更多的读者，让后代传承更多的中华文化基因。真能如此行事，是古籍之幸，是中华文化之幸，是我们民族之幸。不这样做，反而对读者层层设限，将他们拒之于古籍宝藏之外，那是对我们的民族文化犯罪，上对不起创造了辉煌中华文化的祖先，下对不起应该很好继承这笔丰厚文化遗产的后代儿孙。保护古籍，是古籍保护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推广古籍，更是古籍保护工作者的神圣使命。

 

　　3.以开放的情怀保护古籍

　　为了有效保护古籍，图书馆的古籍阅览室对于到馆读者可以有一定的资格限制。但作为公共文化机构，不应对到馆读者收取阅览费用。

　　出于保护古籍的考虑，对于读者的古籍阅览要求，应该有一定的阅览范围限制。可以按照文化部行业标准《古籍定级标准》(WH/T 20—2006)，限制一级、二级古籍实物的直接阅览，但应向读者提供其数字化图像的阅览;必要时，可向读者提供实物的阅览。对于三级、四级古籍，也应尽可能提供数字化图像;如果没有数字化图像，则应该提供古籍原物供其阅览。

　　为了更好地保护古籍实物，同时配合图书馆的古籍读者服务工作，图书馆应该加紧进行馆藏古籍的数字化工作，首先完成一级、二级古籍的数字化扫描，然后进行三级、四级古籍的数字化扫描。这项工作要有计划、有步骤、持之以恒地进行下去。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可以根据各馆的申请，酌情予以经费的支持或补贴，但扫描的图像应该交存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一套，并经统一安排，及时上网发布。

　　对于馆藏古籍的复制，应该彻底放弃收取底本费的做法。图书馆向读者收取复制古籍的底本费，不仅在国内害了读者，也在国际上害了读者。国外图书馆开始是普遍不收所谓底本费的，后来有一些馆学习我们的做法，也开始收取古籍复制底本费，价格甚至比中国国内还高。这种做法不仅损害了中外读者的利益，也损害了我国的国家利益，严重影响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世界范围的传播，严重影响了流散海外中国古籍的再生性回归。

　　其实，早在2011年1月，文化部、财政部就出台了《关于推进全国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工作的意见》，其中提出了“降低非基本服务收费”。国家图书馆从当年3月起便减免服务收费，明确规定取消复制缩微、影印、重印等善本古籍复制品底本费，只收取一定的成本费。国家图书馆还带动国内20多家图书馆进行古籍数字资源的联合发布和共享。目前国家图书馆网站上的“中华古籍资源库”发布古籍总量已达到3.3万部，占馆藏古籍善本总量的三分之二;全国各图书馆的古籍发布总量已超过7.2万部。我国公藏机构所藏古籍资源日益向社会开放的趋势是显而易见的。

　　认识到秘藏古籍的严重危害，我国各级各类图书馆今后应该仿效国家图书馆的做法，放开对古籍复制的限制，允许读者全文复制古籍。具体方法可以是：

　　读者提交书面申请和保证，说明复制用途，保证不私自出版，这个文件可以采用格式文本，由读者现场填写;复制工作由图书馆进行，图书馆只收取加工费;图书馆将古籍扫描或照相，图像妥善保存，有序管理，用于今后提供读者阅览，或上网发布，根据本馆情况供一定范围的读者或全社会使用。

　　除此之外，各图书馆应积极开展馆藏古籍的数字化工作，并开发相应的特色资源库在网上予以全文发布。针对专业性读者的特殊需求，如需要查阅古籍实物，了解古籍的版本信息(版次、印次、纸张、墨色)等，图书馆应予以配合。

　　社会上对古籍的商业性数字化开发目前已有基本成熟的模式，主要以图书馆、科研单位为销售对象。图书馆在购买这些商业性古籍数据库后，也都在数据库商允许的范围内向读者免费开放。

　　古籍收藏机构应怎样处理与出版机构的关系呢?我认为，图书馆应向出版机构积极推荐馆藏优秀古籍资源，并提出自己的出版设想。出版机构也可将自己的出版设想或规划告知有关古籍收藏单位，由图书馆配合提供馆藏。双方达成合作意向后，签订馆藏古籍出版协议。协议的大致内容应该是：

　　图书馆无偿提供古籍馆藏，不收取底本费;所有编辑、扫描或拍照等加工费用由出版机构支付，扫描图像或拍照底片须交图书馆存留一套;古籍重新出版后，出版机构酌情向图书馆赠送若干部。

　　古籍产生的年代距离当今时代越来越远了，但我们不希望今天的人们与古籍的距离也越来越远。要想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很好地传承，首先我们古籍保护工作者就得想方设法让人们把古籍读起来、用起来，使社会上更多的人参与到古籍再生的工作中，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真正落到实处。具体到法律层面，古籍保护界正在极力推动出台的国家级《古籍保护条例》或《古籍保护法》，应该既考虑古籍的保藏和修复，同时也考虑古籍的传承与利用。只有以开放的情怀让全社会利用古籍，才能做到真正的保护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