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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注

藏书报:出版观察 | 文献学术出版人的分内事:做好专业内容的大众化和普及化

时间:2020-7-23 20:52:33点击量:1042次

  在当下的图书出版领域,文献学术类图书虽然与大众类图书的出版流程、模式等并无差别,但在专业性上,却对编辑自身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编辑不仅要拥有深厚的专业学术知识,而且要成为杂家,和选题相关的知识都要掌握。当下的融媒体传播环境,面对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文献学术类出版物市场,需要文献学术出版人不断进阶。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信息传播方式被深刻地改变,以纸质为载体的知识信息内容有了越来越多的表达方式。然而,图书的载体可以改变,编辑的根本任务不会改变。在信息技术革命风起云涌的今天,文献学术出版人如何从历史中汲取养分和精神力量,在纷繁的信息中,爬梳剔抉,寻找优质选题;又如何借助新技术的优势,让传统出版与新兴媒体相融相促,推出高质量出版物?本期,继续特邀几位传统出版、数字出版领域出版人谈新时代下文献学术编辑如何转型提升。

文献学术出版人的分内事

做好专业内容的大众化和普及化

张 昊

中华书局文献影印中心

  今年6月18日,跨入第108个岁月的中华书局开启了一场长达8小时10分钟的直播。中华书局掌门人徐俊带队,老中青三代编辑轮番上线直播间,为读者推荐“6.18”大促期间不能错过的“中华”好书。同时,直播间每隔一小时抽奖一次,发放精美福袋,为读者回血。

  新书发布会上,老中青三代编辑除了向读者分享《梁书》背后的故事、相关的历史知识、修订过程之外,还在直播中增设了与读者互动评论、抽奖、秒拍、答记者问等环节。“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梁朝自开国至灭亡共56年,留下了怎样的历史?大家熟知的梁武帝、昭明太子在《梁书》中以怎样的面貌出现?胡珂和李勉两位编辑在发布会直播中从梁史讲到《梁书》,由正史聊到野史八卦,在线读者听得直呼过瘾,称内容新奇有趣。这次发布会直播的主平台选在了中华书局新上线的小程序“i中华书局”,许多读者在观看直播后表示,没想到这些印象中有点枯燥的历史背后有着这么多生动有趣的故事,既有意思又“长知识”。

  点校本《梁书》(修订本)选择“线上新书发布”的形式,既是一次大胆的尝试,也是一次探索更接地气、更有实效的运作模式,也带给我们更多的思考。

  1. 提高认识:走出专业领域

  唐代文学家韩愈在《师说》里有一句名言,叫“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我认为这句话在图书出版领域也是适用的。无论是从事文献学术类图书出版,还是大众普及类图书编辑,专业性对出版人的要求都是存在的,难度也相差无几,并不是搞学术出版的人就比搞大众出版的人能力更强,而是大家需要关注的领域不一样,体现出来的能力要求也有所不同。以往我们认为,搞文献学术出版的从业者,首先自己就应该是某个领域的“高知”,然后很自然地就把“高学历”换算成了“高能力”。但是随着现代出版业越来越专业化、越来越多样化,我们发现这样的换算其实是不成立的。做大众出版是一件很有“讲究”的工作,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人就可以胜任的,抛开专业范畴各自的差异不说,仅就对“人性”的理解和把握能力来说,做大众出版的编辑就普遍优于搞文献学术的编辑,因为面对的读者群不同。文献学术类编辑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但大众出版类编辑不行,他需要广大非专业读者的认可才能生存下去。这也是为什么做文献学术的出版社,都在积极拓展自身在大众阅读领域的占比,但普遍效果不好的原因,这里面还存在意识差的问题。

  2.融媒时代:全方位触媒

  我对“融媒时代”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这是一个过渡时期,是从传统媒体时代向数字媒体时代转变的过渡阶段,转变的最终结果将是信息传播的全面数字化和网络化。目前一些国家正在“脑机”接口的相关研究,人类通过网络下载数据储存到个体大脑已经不再是科幻作品中的场景。试想,在任何数据都可以下载的时代,需要借助实体媒介的传统信息传播方式必将被淘汰,这是大势所趋。因此,出版人的进阶也应该从这个大趋势的角度出发。

  首先是心理上的认同和接受。很多从事文献学术出版的同行对新媒体还是有抵触或漠视心理的,认为这些离我们有点儿远。但实际上新兴媒体早已扎根在我们周围,无论是新的传播媒介还是无数自媒体人,都是不可忽视的新兴力量,仍然故步自封的“无视”是不行的。

  其次是对新媒体的学习和使用,这种学习使用是全方位的。目前我们更多的是在出版工作的后期,新媒体才介入出版人的工作,比如新书宣传、作者介绍、直播带货等。但其实不妨让新媒体更早地进入出版环节,比如发现作者、出版社品牌运营等。

  再次是主动利用新媒体形式,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出版形式。比如我们做文献出版,以往传统的方式无外乎影印、点校整理、白话译文等,但一大趋势是各种文献数据库将会成为未来的主力产品,数字出版也将是未来行业的发展方向,这都要求现在的出版人更多地、更有意识地主动思考数字出版的相关问题。

  3.未来可期:专业选题大众化

  就文献学术类图书来说,选题策划的精准度可能会越来越重要。经过几十年的工作,学术研究所需的基本、常备资料已经出版得差不多了,以后工作的重点可能需要转向更为精准的文献提供,专门为某一个分支学科提供专题资料。这种专题资料的整理和出版势必要借助新媒体、新技术,也包括这几年在学术界和图书馆界都很热的“数字人文”,很可能数字出版物将成为文献出版的主流方式。

  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学术类图书和大众普及类图书还是存在泾渭分明的边界,学术图书的作者、出版者都会先天地认为,这本书不是给普通大众看的,书中所用的语言、版式、封面设计也基本不会考虑非专业读者的接受问题。但我认为,专业内容、学术内容的大众化和普及化应该是我们思考的一个方面。曲高和寡不应该是学术出版的常态,让更多的读者能够读懂专业书,能够有兴趣去选择和阅读专业著作,更应该成为作者和出版者的目标,毕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提高整个读者群的知识接受能力,提高国民的整体学术素养。这应该是出版人的分内事。

  我目前主要在做的工作是“海外中文古籍总目”和“民国时期出版物总目录”两个书目类工具书的项目。

  编纂书目一直是我们国家学术界的优良传统,中华书局也曾经在1992年至2009年,用了17年的时间编纂出版《中国古籍总目》。从2013年开始,我们将古籍目录编纂的视角转向海外,启动了“海外中文古籍总目”的编纂出版工作。这项工作也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被列为“2011—2020年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项目和“十三五”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项目。截止到今年6月,我们已经完成了9种海外古籍目录的出版工作,涵盖14家海外图书馆。下半年,我们还想出版几种重量级海外古籍目录,包括《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古籍目录》《法国国家图书馆中文古籍目录(古恒部分)》以及《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中文古籍目录》。这三家海外图书馆的古籍收藏量都很大,特别是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古籍收藏,在整个西方汉学界是首屈一指的。

  “民国时期出版物总目录”则是我们承担的另一个“十三五”重点图书出版项目。上世纪80年代,曾经编纂过《民国时期总书目》,限于当时的条件,整套书目仅收录了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重庆图书馆三家馆的馆藏,而且仅限于西式装帧的图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旧平装”。但据我们的调查,这套书目的遗漏还是比较大的,因此我们决定重新编纂民国时期文献目录。去年底,我们刚刚出版了《民国时期出版物总目录·民国线装图书总目》,这套书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对民国线装图书进行整理编目。我们知道,民国时期是一个文化剧烈变革的时期,新旧杂糅,西方文化传进来,而很多中国旧有的文化元素也并没有骤亡,它们长期共存着。在图书出版领域的表现,就是民国时期仍有大量图书是以传统线装的形式存在的。这些图书数量之大、品种之多、版本之丰富令人难以想象。但因为现在大多数公共收藏单位将这些民国线装书与古籍一起归类典藏,而它们又不属于古籍范围,这就造成了长期的编目缺失和重视不足。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启动了民国线装图书编目整理工作,联合国内10家大型图书收藏机构,搜集了20余万条书目数据,经过查重整理,最终编纂出约8万种民国线装书目录。需要说明的是,这8万种书目并没不包含大型丛书的子目。民国时期是丛书出版的高峰,《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等大型丛书都是在这一时期出版的,在我们的目录中虽然详列子目数据,但并没有将子目数量统计。因此,如果按子目统计,我们这套书目将超过10万条。

  下一步,我们将会出版《民国报纸总目》。明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届时我们还会出版《红色出版物总目(1912—1949)》,为党的生日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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