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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出版人才培养40年:阶段历程、培养机制及问题挑战

时间:2019-2-19 11:31:37点击量:403次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万安伦 等   本文刊登在《中国编辑》2019年第1期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出版业成就巨大,编辑出版人才在其发展进程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基于出版业自身发展的特点,以编辑出版人才培养为路径管窥出版业的发展,梳理其阶段历程,审视其培养机制,直面其所遇到的问题和挑战,将会对当下及未来中国出版业的发展有所助益与参考。

  一、编辑出版人才培养的阶段历程

  中国出版业发展的历史阶段划定多以标志性的重大事件作为关键节点,据此,我们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40年的编辑出版改革发展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由于出版界文化水平较高、思想启蒙较早,加之此前被破坏得较为严重,新时期编辑出版人才培养的起点可上溯至1977年12月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的召开。

  第一,破解“出书难”“买书难”的“书荒”难题,解决出版队伍薄弱问题的初期培养阶段。这一时期,中国出版业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解决“出书难”“买书难”的“书荒”问题,原因之一就是“出版队伍人数不足,青黄不接,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赶不上新形势的需要”[1]。1977年12月,国家出版局在北京召开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会议明确提出建设编辑出版队伍,要求编辑人员应“提高理论水平、文字修养和业务知识”[2],对他们的业务工作提出了指导性要求。

  编辑队伍的素质直接影响到新的出版方针的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编辑出版干部的培训更是成为出版工作的重中之重。党和政府明确要求出版部门及有关单位要制定规划,充实编辑队伍,并采取多种形式,加强编辑队伍特别是青年编辑的培训工作。《1981-1990年全国出版事业发展规划纲要(草案)》的重点要求之一,就是加强编辑队伍的培训工作。

  编辑出版在职人员的岗位培训只是一个方面,如何更加长远、系统、有规划地培养出版人才,成为出版业发展所面临的一项长期重要的工作,于是编辑出版专业的高等教育规划被提上日程。改革开放初,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对编辑出版人员从业学历提出“必须具备大学以上的文化、专业水平,至少具备相当于大学的文化、专业水平”的要求。学历上的要求,自然需要高校支持。1984年7月,时任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给教育部写信,提出在我国高校开办编辑专业,以便有计划有系统地培养专业编辑工作者。

  在20世纪80年代的十年国家规划中,出版界在“‘六五’期间,会同教育部门在有条件的重点文科大学设置图书编辑、出版专业或进修班。‘七五’期间,如有条件则创办出版学院”。在印刷方面,“加强印刷技术教育和职工培训工作”。在发行方面,“在一、两个文科大学设立图书发行专业(本科4年),并在有条件的大专院校附设2年制的图书发行专科,培训在职干部;有条件的省、市、自治区可以建立或联合建立图书发行中等专业学校”[3]。除1978年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印刷系基础上扩建的北京印刷学院外,1983年武汉大学开设图书发行管理学专业,1985年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开设编辑学专业。此后,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也陆续开设编辑出版等专业,以培养编辑出版专业人才。

  第二,构建出版“新体制”,以提升人才队伍整体素质为目标的培养阶段。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召开,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标志,中国出版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中国出版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逐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出版体制,出版产业化和市场化逐渐成为出版改革发展的共识,编辑出版人才的培养目标与此紧密关联。

  中国出版体制改革首先从发行领域开始,进一步放开图书批发渠道,放开批发折扣,建立和完善图书批发市场,积极发展全民所有制的图书销售网点,由此带来了出版市场的繁荣景象。出版市场化要求编辑出版人才提升整体素质,特别是适应市场化要求的综合素养,由此也带来了人才培养机制的变革。但过度追求市场化和产业化也导致了图书市场混乱的发展状态,并给出版人才的培养带来巨大挑战。

  该时期是编辑出版专业的高等教育快速发展期,全国有近三十家高校陆续开设编辑出版专业。这一时期的出版教育在出版业发展的繁荣景象下呈现出高速发展的态势,以满足出版业迅速发展的需要。北京师范大学编辑出版专业1993年开始招收研究生。1998年,教育部为规范学科发展,将该专业定名为“编辑出版学”,作为二级学科隶属于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

  第三,出版走向国际化、集团化,以实现人才队伍“高端化”为特征的培养阶段。以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标志,中国的编辑出版人才培养进入了第三阶段。在此过程中,中国出版业一度面临国际化的严峻挑战,由对外开放走向国际化推动出版改革,大力推进集团化,成为这一时期的鲜明特点。2002年7月,新闻出版总署出台推进新华书店(发行集团)股份制改造的政策意见。于友先指出,“通过组建大型出版集团、发行集团、销售集团的方式,利用集团的规模效益及集团实力进入国际出版市场”,“培育更多的面向国际出版市场的现代出版人,特别是高层次的管理人员。中国出版要走向世界,首先就要求中国出版人的出版观念必须走向世界,出版理论和出版实践必须走向世界” [4]。

  互联网的兴起及其应用给中国出版业注入新活力。与此同时,民营书业迅速发展,并且具备条件的民营企业从2003年起可申请获得出版物总发行权,表明民营书业在发行领域得到国家认可,这也意味着国家将部分民营书业人才间接纳入到了培养和规范体系之中。常规的编辑出版业务培训延续了之前的传统,已成为制度性的工作。在新形势下,编辑出版人才培养为适应新形势和新要求,也呈现出国际化、高端化的新特征。“跨世纪优秀人才”等评奖活动也陆续开启,培养国际化出版人才的相关举措也陆续提出。

  第四,推进转企改制、数字出版转型,以培育高端复合型出版人才为特征的培养阶段。在加快转企改制进程中,集团化持续进行,跨地区、跨部门、跨所有制及跨媒体兼并重组继续推进,急需一大批既懂管理又懂出版的高端复合型人才。2007年4月,教育部和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在北京召开高校出版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国有出版机构的新一轮出版体制改革迅速开启,编辑出版人才培养进入了第四阶段。

  出版体制改革与新技术的运用息息相关,尤其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和数字技术的应用,使出版业态发生颠覆性改变,由此促使国家开展“大力实施人才战略,遴选和培养领军人才、高技能人才”[5]的举措。2009年“民营出版工作室”一词在政府文件中首度提出,标志着国家对民营书业在出版核心领域地位和作用的认可。北京华语联合出版有限责任公司等民营出版社相继成立,政府对表现突出的民营书业人才进行奖掖和表彰,表明国家将民营书业的策划、编辑、发行等人才培养选拔纳入视野。

  在数字出版新形势下,我国的出版教育面临新的任务,“我们的新闻传播教育培养目标、教育体系、教学体系、学生结构、教师结构也都要进行改革” [6]。2012年教育部将数字出版专业列入本科招生目录,推动了新的编辑出版人才的培养。

  二、编辑出版人才的培养机制

  编辑出版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其学科特性决定了工作实践以及业务培训是业务提升的必备步骤,而高校的专业教育更是人才培养的重要路径。由此,20世纪80年代奠定的工作实践培训和高校培养两条基本路径的基础性制度框架,在出版业发展进程中不断完善提升,并随着出版新形势的发展变化呈现出新的特点。

  (一)工作实践和业务培训是编辑出版人才培养的基本途径

  职工教育培训制度和出版考试制度是编辑出版人才培养的基础性手段,与之密切相关的职称制度、荣誉奖项和人才工程等激励机制也成为人才培养的重要举措。

  首先,职工教育培训和出版考试制度逐渐系统化和规范化。出版工作的实践性决定了在职教育培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职工教育培训成为编辑出版人才培养的基础性手段之一。改革开放初期,出版业界培训由上而下逐步展开。编辑出版人才队伍建设,“首先要抓好在职干部的轮训,组织他们学政治、学理论、学文化,特别要学业务” [7]。每个在职干部工作3年就要脱产学习半年。该项工作常抓不懈,1991年7月24日至8月6日,全国出版社社长经营管理研讨班在京举办,提出“有计划地培养一大批具有较好的政治素质,既懂图书编辑又懂图书经营的出版家” [8]的目标。1994年,新闻出版署明确了岗位培训和“持证上岗”制度的规定及细则[9]。1995年5月5日至6月13日,新闻出版署在京举办的第一期全国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岗位培训班,标志着我国新闻出版行业从业人员的在职培训从此走向了规范化、系统化、制度化的新阶段[10]。新闻出版署随之制定了1996年到2000年出版行业岗位培训的五年计划,尤其是1996年成立的教育培训中心承担起了在职员工的“全员培训”职能。除常规培训之外,自1995年起新闻出版署还不定时组织各类专项培训,如出版政策培训、校对培训、辞书编纂培训等。

  职业资格考试制度是培养编辑业务的又一举措。2001年8月起,国家对出版专业技术人员实行职业资格考试制度,正式将其纳入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制度的统一规划。随着出版单位转企改制的推进,行业对编辑队伍的素质要求日益提高,规范化的人才评价标准体系出台,为产业发展提供人才评价服务,有助于行业人才素质整体的提升。2002年,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了首次全国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考试,参加考试人数达到了17 000人。全国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考试延续至今。随着出版业形势发展,就考试内容上来说,近年来有关数字出版、新媒体技术的相关内容的比例明显加大。

  其次,以职称制度、荣誉奖项和人才工程的设立为代表的激励机制的确立。评定编辑业务职称,是加强编辑队伍建设的重要举措。改革开放之初,编辑的职称问题也陆续出台政策加以落实。1980年11月国务院批转《编辑干部业务职称暂行规定》,对充分调动编辑干部的积极性起到了重要作用。1982年11月,文化部出版局在北京召开了全国评定编辑业务职称的工作会议,要求各级出版部门把评定编辑业务职称工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11]。1986年3月30日,中央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转发文化部《出版专业人员职务试行条例》及《实施意见》,又对编辑人员职称做出了详细规定。这些措施都可以看作对编辑工作实践的培养以及政策性引导。

  荣誉和奖励是激励编辑出版人才的有效举措。新闻出版署、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早在1987年9月就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我党领导下的出版单位工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出版单位工作累计20年以上的出版工作人员进行奖励。此后,各类激励荣誉奖项逐渐设立。1992年,中宣部组织开展“五个一工程”奖评选活动,同年,国家新闻出版署设立“国家图书奖”。各省新闻出版局每年都会举办各类图书奖、先进出版单位奖和优秀个人奖等。除政府性奖项外,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中国编辑学会以及各省版协等每年也进行评奖表彰活动。1997年,新闻出版署颁布《图书质量保障体系》,确立“奖惩机制”,设立优秀人员的制度标准,以调动编辑出版人员的积极性。制度化的荣誉激励着编辑出版人才在出版岗位上勤勉奉献。

  人才工程是国家培养和选拔高端编辑出版人才的重要措施,一大批高层次的新闻出版行业人才被列入培养和评选对象。1995年,新闻出版署成立跨世纪人才工程领导小组,旨在培养出版业的编辑、印刷、发行、行政管理等方面的跨世纪人才。1997年,新闻出版署召开了署机关和直属系统的人才工程会议,设立人才培养的专项资金,制定《出版行业跨世纪专业技术人才选拔培养实施办法》,建立人才津贴制度[12]。2007年1月23日,新闻出版总署印发了《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遴选和培养实施办法》的通知,其目的在于加强高层次人才建设的要求,培养一批适应国家新闻出版事业发展需要的领军人才。“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评选从2008年开始启动,每两年评选一次。同时,针对数字技术的应用,国家在“十三五”期间推出“数字出版千人培养计划”,强化数字出版人才培养。地方政府也在推行人才计划,如北京市政府自2009年评选第一批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起,每三年评选一次。

  (二)高等院校专业人才培养是编辑出版人才培养的长远保障

  高等院校的专业人才培养是编辑出版人才培养的长远保障,通过编辑出版专业的设立,完善出版学科建设,为出版业培养输送了大批编辑出版人才。与此同时,以“政产学研用”相结合的高校编辑出版人才培养模式,也成为未来人才培养的重点。

  首先,形成了多层次编辑出版的人才培养体系。高校编辑出版相关专业为出版业输送了大批编辑出版人才,形成了相对系统的人才培养体系:在出版专业上相对完备,编辑出版专业随着出版业发展的现实需求,相继建立了编辑、设计、印刷、发行、出版管理、数字出版等专业和研究方向;在层次上,也呈现出博士后、博士,学术硕士、专业硕士,本科、专科等多层次的教育体系;在授课形式上也多样化,以满足不同层次编辑人才的实际需求,高校与出版业界的联系更加密切。

  出版学科的建设逐渐完善也为编辑出版人才培养助力。1992年5月,新闻出版署在武汉大学召开高等学校编辑学建设座谈会,与会同志经过讨论,认为编辑学是一门独立的综合性学科,它以编辑活动的特征、规律、原理和方法为研究对象,具有独立的研究对象和学科体系。这一学科的成立,“促进了高校和学术界的合作,鼓励了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投入到编辑出版学的教育和研究中去” [13]。1999年以后全国高校新设立编辑、出版、发行专业的院校不断涌现,到2003年达40余家,迄今已有80余家。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还培养了一批以编辑出版为研究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

  其次,确立了“政产学研用”相结合的综合人才培养模式。出版本身的特点适用于多维度的综合人才培养模式。统合于政府,落脚于产业,升华于理论,精深于研究,致力于实用,忽视任何一个方面都会影响编辑出版人才的综合素质。业务实践培训与政府政策指导、高校研究学习的“政产学研用”相结合模式,将有助于提升编辑出版人才的综合素质培养。对数字出版人才的培养也鲜明地体现在这一模式上,数字出版技术的出现和广泛应用,极大地拓展了出版的范围与形式,更需要多学科的手段以及实践经验才能让编辑掌握新技能。2011年新闻出版总署颁布《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要“发挥产学研机构人才培养作用,建立产学研战略联盟”,培养一大批出版人才。

  三、编辑出版人才培养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编辑出版人才培养过程中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出版观念与出版导向问题,这是前提和根本。在此前提下,在出版业发展市场化进程中,如何培养适应市场需求的复合型人才,这是促进发展的需要。特别是新技术逻辑下,网络技术、数字技术、VR/AR/MR技术、人工智能出版技术等风起云涌,如何培养适应高速发展的新技术要求的新型编辑出版人才,这些都是需要直面的编辑出版人才培养过程中的问题和挑战。

  首先,编辑出版人才培养过程应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观。出版关乎意识形态安全,一直备受党和国家的重视。我国出版工作的性质就是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针。编辑出版人才的培养在注重业务水平的同时,还须进一步加强意识形态和思想道德建设。一是在编辑出版人才的业务实践与培训中,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观,坚持出版的党性原则及正确导向。在出版实践中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结合新技术运用,不断在出版的内容、主题、形式上创新,繁荣社会主义出版事业。二是在高校编辑出版人才培养过程中,也须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观的教育,夯实编辑出版学科的出版伦理教育,迎接新技术、新趋势的挑战,以适应未来发展需要。三是在对民营书业相关人员的引导、规范和培养方面,尤其须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观的教育和培养,以确保出版发展的正确文化方向。改革开放40年中国书业的发展历程,也是民营书业在党和政府坚强领导下,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在编辑出版人才培养过程中,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观,坚持正确的出版导向,以开放进取的心态培养选拔编辑出版人才,将其纳入到党和国家的文化事业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民族复兴伟业服务。

  其次,在坚持社会效益前提下进行市场化人才培养。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出版始终坚持“双效统一”,并坚守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要实现社会效益,通常必须保证可持续性再生产的实现,因此,在确保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出版机构要通过获得经济效益来维持生产和再生产。为顺利实现出版的商品属性,出版业改革的重要方向之一就是市场化。实行转企改制,出版机构和出版人员市场压力明显增加,在此压力下,如何进行人才培养就成为重要挑战。在出版实践中,出版企业人员全部实行市场化转制,极易导致出版导向走偏。因此,建议在源头上将出版的核心环节——编辑人员恢复事业化管理,以强化国家政策导向及社会效益引导,出版的其他环节企业化,以利于经济效益的充分展现。编辑出版人才培养应着力加强政策培训,树立正确崇高的出版理念,在出版实践中不断强化提升自己。同时,在高校编辑出版教育中,课程设置上要与时俱进,不断吸收相关学科的理念,提升编辑出版人才的综合素质,重视出版实践,融通学业两界,注重“政产学研用”相结合,加强高端出版人才的培养。

  最后,新技术逻辑下编辑出版人才培养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出版业一直是与新技术紧密结合的产业,当下互联网技术、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新技术发展一日千里,也给出版业人才培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在出版业界,需要强化对复合型出版人才的培养力度,加强专业培训,提升专业综合素质,将互联网和数字出版知识与传统出版知识相结合,同时建立有效的奖励机制[14]。新技术运用将传统出版的概念突破了,也给编辑出版的学科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加强编辑出版学科的基础性和前沿性理论建设,对编辑出版学科进行重新定位,是编辑出版学科面临的新挑战。高校编辑出版人才的培养也面临着问题与挑战,突出体现在对编辑出版专业属性的认识和专业设置上。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科属性具有“文明性”“编校性”“科技性”“传播性”“经管性”“实践性”六大特征,因此仅将其作为二级学科,无论架构在文学学科、图书情报学科、信息技术学科、新闻传播学科、经营管理学科,还是出版集团,都存在对其学科属性诠释和展开“挂一漏多”的问题[15],其结局必然是被“边缘化”,甚至可能被裁撤。近年来,高等院校裁撤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已达7家,而新媒体和互联网传播专业却增加82家。只有按新技术的发展逻辑,将该专业升级为一级学科,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该专业人才培养的桎梏和瓶颈问题。

  总之,纵观改革开放40年的编辑出版人才培养历程,大致可以看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编辑出版人才培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面临着不同的任务以及发展目标,这也影响着编辑出版人才培养的制度化建设。如何正确处理好编辑出版人才培养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决定着出版业能够走向多远和多高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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